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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土司遗产 彰显整体效应
2015-04-17 10:14  来源: 多彩贵州网-贵州日报 作者:  编辑: 吴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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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学者纵论遵义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意义

  话题背景

  这是一个700年家族的传奇,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是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考古探索,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发现。

  这里是播州,这方土地上铭刻着杨氏土司无法抺去的历史印记。他们世守西南边陲,为朝廷藩篱;他们曾经的忠勇彪炳史册,他们的不羁振动朝野。他们对风水的迷信,蕴藏在宫室的选址上;也饱含在墓园的规划中。

  危岩上的宫殿,记录着这个家族的胸襟与气魄,忠诚与叛逆。熠熠金光里,土司奢华的生活触手可摸。金凤冠下,土司夫人姣好的容颜被一遍遍描摹。

  灵动的青花绘制出土司与外面世界的互动,这些精致的器皿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铜鼓声声,传递着土司夷夏并重的从容。

  今天,关于这个家族的过往,在考古者的指尖渐渐清晰。因俗而治的制度文明正被世界重新审视。

  记者手记

  保护利用理念注入发掘全过程

  2013年,《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规划》获准在国家文物局立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随即铺开。先后启动了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前、后关口及城垣,养马城的勘探与试掘,播州核心区域宋明遗存的考古调查以及杨氏土司墓地等的勘探和发掘。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试图从考古学的视角对播州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和研究。

  在考古工作中,随着各类遗迹现象的揭露,不光是考古工作任务的完成,如何保护、利用也是重点考虑的工作。特别是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尤其注重发掘、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将保护、利用理念注入发掘的全过程,而且和周边以海龙囤为核心的播州杨氏土司系列遗存全面结合,以期其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发挥。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共同编制的《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村中桥水库淹没区播州杨氏墓群保护工程总体方案》,遵循真实、完整地保护新蒲村播州杨氏墓地的核心要素,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尽可能地维护墓地的文物价值与全部信息,解除环境改变对遗址造成的威胁,审慎地建构墓地的价值阐释格局。

  由于杨价墓、杨铿墓、杨烈墓均位于水库淹没区,将不同程度受淹。依三座墓葬及相关遗存的不同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保护方案,杨价墓主体原址回填、覆土标识墓圹形状。在地下封护墓坑遗迹。杨烈墓原址整体抬升保护。墓园围墙及建筑原址加固、掩埋保护。杨铿墓整体搬迁至遗址博物馆复建展示,墓址覆土。挨河窑址就地加固,原址回填保护,在陈列厅内应用相似材料模拟原样进行场景展示。

  除了科学保护外,而且把社会效益如何更充分的发挥也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在发掘过程中,就充分为墓地的规划利用和文物的陈列展示作技术准备和工作铺垫。此次发掘揭示内容的重要价值和可观赏性。无论在发掘工作计划或是文物保护方案的编制中,都充分考虑其社会效益如何更充分发挥的问题。

  遵义中桥水库建设好后,新蒲杨氏墓地几乎被水淹没一半,形成一个三面环水的依山半岛,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空间,考古者拟以文物原址保护展示区和异地搬迁保护展示区为核心,建立遗址公园,与杨粲墓、高坪杨氏墓群、杨辉墓一并作为海龙囤遗址的辅助展示点,共同构成一个展示播州土司文化的窗口,将有力推动播州土司遗产体系的整体保护与利用。

  播州杨氏土司考古的重大新突破

  主持人:土司考古是近年来考古研究的新领域,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曾全票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发现的杨氏土司墓地使遵义地区土司城址、墓葬等遗址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土司考古的内涵。您是如何看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遗址在推进土司遗存考古探索方面的意义的?

  张忠培: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全面揭露,积极推进了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土司遗存为我国实行的“一国多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见证。土司制度就是我国古代的“一国多制”,我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当然,它不是自古即有,而是历史的产物。夏、商两代都是单一考古学文化族群的国家,没有“一国多制”。经过西周的封建,至秦汉帝国实现了“一统多元”。“一统”,是指政权统一;“多元”,则指族群与文化的多样性。“一统多元”,是指统一政权内的族群与文化的多元。“一国多制”,是统一政权实现多元的族群与文化管理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延续了千余年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土司遗址和墓葬,正是该管理理念与制度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值得我们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积极探索。

  李伯谦:遵义新蒲播州杨价、杨铿、杨烈土司墓的发现,无疑是土司遗存考古的重大收获。土司制度是元代开始的中央王朝对我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实行管理统治的制度,其渊源可追溯到唐代的羁縻政策。从2012年至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发掘海龙囤土司衙署之后,又系统发掘了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获得了全面认识杨氏土司的丰富资料。

  第14世杨价墓出土的一些器物的形制与海龙囤第一期城相同,证明海龙囤“老王宫”应始建于南宋时期;已经清理发掘的从南宋杨粲墓到明末杨烈墓9座土司墓葬,以真实的材料反映了墓主从宋代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从南宋杨价墓随葬金银器的类别、形制、花纹到明末杨烈墓墓园结构、墓前石刻、墓室构成均同于内地中央王朝。也是土司制度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均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的物证。

  杭侃:羁縻、土司制度在西南历史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联合“申遗”,相关的考古工作屡有发现,其中尤以播州杨氏土司在城址、墓葬方面的发现引人关注。目前经考古发掘的杨氏土司墓葬共有9座,其中,南宋时期3座,明代6座。在已经发现的各地土司墓葬中,杨氏土司墓葬时代跨度长、保存遗迹遗物多。目前,仍在室内清理的第14世杨价墓出土文物显示出其与四川地区的密切联系,大量的金银器是“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具体写照,说明了南宋后期播州杨氏实力的强大。

  周必素:新蒲杨氏土司墓地的最新发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既是一项基建考古的新发现,更是我们在“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课题意识下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发现。2012年,随配合“申遗”所进行的海龙囤考古工作开展,《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准在国家文物局立项。先后启动了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前、后关口及城垣,养马城的勘探与试掘,播州核心区域宋明遗存的考古调查以及杨氏土司墓地等的勘探和发掘。将播州杨氏土司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入,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新蒲杨氏土司墓地与海龙囤先后全票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发掘过程中,注重学术问题的解决,注重“考古、文献、口碑传说”三重证据法,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结合。是否可以将土司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作为“土司考古”专门提出来,值得探讨,计划今年下半年在贵州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土司考古”专题会议,就“土司考古”的案例、内涵与外延、方法与理论展开讨论。

  考古成果凸显土司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主持人: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是否丰富了周边遗址的历史内涵?

  孙华: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是目前惟一全面揭露的播州土司墓地,这为我们认识其墓葬制度提供了许多新信息。首先,新蒲村墓地与其他三处播州土司墓地一样,都散布在司城周边不同远近、不同方位、不同庄园中,这与永顺、唐崖等土司有所不同。其次,新蒲村墓地埋葬着杨价(14代)、杨铿(21代)、杨烈(29代)三组播州土司夫妇墓,三者间隔了若干代,既不按父子顺序埋葬,也不按昭穆关系埋葬,这也与其他播州土司墓地类似,相当独特。其三,新蒲村墓地使我们知道,播州土司实行土司专门墓地,其他家庭成员另辟墓地的制度;墓地单独墓园和合用墓园并存,墓园周围绕以围墙,前端中央辟门;土司夫妇同坟异室,习用石室墓(仅杨价夫妇使用木椁墓);每个墓室下都有腰坑(内有买地券),前埋墓志并竖立石表。其四,据新蒲村墓地并结合先前的材料,可以大致排列出播州土司墓葬的演变规律,从南宋夫妇墓室相通、三壁深龛、雕刻多样,到明代夫妇墓室不通、壁面无龛、雕刻简易。其五,杨价夫妇墓的棺椁间各出土一组金银器,棺内还有梳妆用金银器和装饰用金银器,加深了对当时这些金银器拥有者的性别差异、组合套路等方面的认识。

  齐东方:杨价夫妇墓意外地出土了精美的金银器,而且未经盗扰,器物成组。这一令人惊喜的发现学术意义重大。以往西南地区出土金银器主要在四川,多为窖藏,器物产地不明。杨氏墓的金银器南宋风格浓郁,年代清楚,其中有的与著名的四川彭州窖藏金银器极为相似,暗示着产地相同。宋代产金主要在江西、福建,制作中心在江浙,尽管金银器已经商品化,但贵重物品不适合于远途贩运。杨氏墓的新发现参照四川多处金银器窖藏,说明四川应是宋代又一处新兴的金银器制造地。杨氏墓的金银器,应该不是当地制造,透露相对封闭的土司政权与外界的联系。

  器物虽不算太多,却包括了执壶、瓶、盘、碗、茶托、杯、温碗、钵、洗、盒匙、筷等,涵盖了宋代金银器的主要种类,还有罕见的烛台等,制作工艺中南宋时期特色鲜明的夹层、高浮雕等也都出现,几乎展示了宋代金银器的基本面貌。难得的是这批金银器单独摆放,位置清楚,可能是在下葬前举行祭祀活动后埋藏。杨价的葬礼在当时、当地无疑是件大事,必隆重发丧。器物上刻“己亥季春,都统使衙公用”、“雄威郎制使公用”等耐人寻味的文字,似乎表明土司在当地权利巨大,所占资源丰厚,在当地如此珍贵的金银器实用器,也用在丧葬祭祀活动中,并直接随葬。

  刘庆柱:中国古代土司墓葬考古发现数量不少,但是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地遗址考古发现,数量之多、系列之完整、延续时代之长、墓葬保存之好、文化内涵之丰富,是极为突出与典型的,凸显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遗存丰富,这一考古发现将深化宋元明考古研究。新的考古资料也从多方面反映了播州土司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主导文化”的认同。

  城址与墓葬构成中国考古学的“二元”文化,它们对于解读、认知古代社会互为补充,使人们可以籍此对古代历史获得多维与全息的了解。贵州遵义新蒲村播州杨氏土司首领墓葬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未被盗掘的杨价夫妇墓的考古发掘,大量高等级文物的出土,使“海龙囤土司城址”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文化遗产意义更为清晰,作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更为突出。

  为土司制度研究提供了典籍之外的实证

  主持人:贵州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在发掘之初,就注入了保护理念,编制了保护规划方案,并充分考虑遗产的后续利用。还获得了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的殊荣。这将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

  张忠培:我一直强调,土司遗存应“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也就是说,须有可靠的保护,让其延年益寿、长久存在,并在符合科学之理和保护之理的前提下有“层次”的予以利用。这样的利用才是合理的,最基础的利用是学术研究。文物旅游则是一种普及的利用。“利用”要以保护为前提,要受保护的制约、检验,还要落实于保护之上。我很高兴的看到,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发掘已经注意到这几者的关系,这是值得赞许的。

  王巍:鉴于杨价墓保存完整、价值突出且时间紧迫,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对杨价墓木棺实施实验室考古,将两个木棺实施整体套箱提取,千里迢迢运至北京的考古实验室。并请专家集体“会诊”,制定了详细的实验室考古方案,务求考古发掘清理与文物保护和研究“无缝衔接”,使得已经严重腐朽的杨价夫妇木棺得到了及时的应急保护处置。可以预期,杨价夫妇木棺之实验室考古项目定将取得可喜成果,不仅可以成为我国实验室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必将推动实验室考古学科发展,同时也会获得大量珍贵文物和重要历史文化信息,为我国古代土司制度和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科学资料。实验室考古的及时跟进,确保出土文物的充分保护和合理利用。实验室考古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手段,将遗迹单位整体运到室内,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下进行,精细作业,并辅以全方位的图表影像记录、标本检测分析、三维扫描、X光探伤等多种技术手段,确保信息的更加系统、完整、全面、充分的提取和文物得到及时的保护处理。清理工作还充分为以后的展示利用做准备,杨价夫妇墓主出土的部分金银器保护修复工作及时启动,两棺的复原研究也同时进行。

  范同寿:遵义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入选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贵州考古界的一大殊荣,更是贵州文化大省建设结出的硕果。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引起重视:

  说明土司文化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也通过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贵州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也是贵州文化领域上的一种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它既是重要的文化支撑,又是可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的丰富资源。

  为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传统历史典籍之外的文化遗产实证,对土司制度研究的深化,将产生重大的推进作用。始创于元朝的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世袭官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它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有效安定边远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局面上是有积极意义的。随着明清之际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土司制度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贵州的各大土司相继覆亡或被改流。我们需要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加强研究,从历史进程中去了解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制度层面上曾经走过怎样的道路。

  为我们探讨多彩贵州、神奇贵州形成的历史原因,打开了一扇重要的思维之窗。自唐代杨氏始祖杨端入播,到明万历年间杨应龙反明导致播州土司覆亡,这700余年间的黔北历史,正是各民族在贵州高原,尤其在黔北地区共同生活、劳动、开发,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历史,各民族既保持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吸纳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最后才给我们留下了今天令人目不暇接、精彩绝伦的多彩文化。

  对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入选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能仅作为一时一事来简单加以对待,其更多的意义,在于随着海龙囤遗址的成功“申遗”,系列土司遗产的整体效应,在今后贵州致力于后发赶超,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将会逐渐得到的进一步体现。

  嘉宾: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教授)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教授)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长)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范同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周必素(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作者:  编辑: 吴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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