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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囤:中国土司文化代表性遗址
2012-11-23 08:27  来源: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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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11月9日至11日,海龙囤考古发掘进行200多天之际,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全国10余个单位的20余位知名考古专家齐聚海龙囤考古发掘现场,共商海龙囤遗址考古发掘和保护方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博物院、中国文物报社等单位的专家亲临考古现场,并在“海龙囤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上,对海龙囤遗址此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表示祝贺,高度评价了海龙囤遗址重大学术和历史价值。

  专家们认为,海龙囤的规模及保存状况令人震撼,发掘田野操作规范,能结合文献记载对遗迹遗物进行较为客观的解释和研究,选择的发掘重点以及各种高科技技术的运用,是一次高水平的考古发掘,对中国西南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完全可以做成中国民族考古的典范,相关发现是中国本年度的重要考古发现。

  11月17日,海龙囤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龙囤考古正如火如荼进行,并不断有新发现,将为申报工作提供重要实物佐证。

  揭开海龙囤大遗址神秘面纱

  海龙囤雄踞于今遵义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旧称龙岩囤。这里一蒂孤悬,群山固结,三面环溪,阴深峻险。据文献资料推断,海龙囤的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宋宝祐五年(1257),是在抗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军事屯堡。此后历经修葺。明万历年间,杨应龙主播时进一步加固城墙,并于屯前筑九关,意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不料却在不久后的1600年初夏毁于“平播”的战火。

  今年4月2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衔的联合考古队在副所长李飞带领下进驻海龙囤,展开田野考古工作。

  2012年3月,贵州省文物局正式启动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考古的介入,将为人们揭开海龙囤神秘面纱,也为“申遗”工作提供具象支撑。

  自唐朝末期杨端受唐僖宗委任出征南诏后携领播州以来,至明朝末期,从杨端到杨应龙,传27代30人,杨氏统领播州达725年。历经数代朝廷,虽为外城,其实为一方政权。

  1257年,时任播州土司的杨文创建海龙囤(在杨氏自述里称龙岩囤)。《杨文神道碑》中记道:“宝祐五年(1257),随蒙军出大理,一路向东听进,播州告急,杨文驰奏,上令节度使吕文德入播,与杨文会,约‘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龙岩新城即龙岩囤、海龙屯(囤)。明万历年间,杨应龙主播时重新修葺海龙囤,进一步加固城墙,并筑屯前九关,意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

  1599年,一场战火引向了海龙囤,杨应龙与朝廷正式开战。次年农历2月12日,总督李化龙在重庆登坛誓师,率部众24万人兵分八路进军播州,农历4月16日,杨应龙带领1万余残兵退守海龙囤,农历6月16日,囤破人亡。这场贵州境内历史上规模最大和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也耗尽了明王朝的气数,盛极一时的播州杨氏土司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80年,海龙囤重新被发现。1999年秋,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组建联合考察队,对“新王宫”和“老王宫”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并对各关隘进行测绘。同年,对“龙虎大道”和“三十六步”进行清理,并对后者予以修复。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试掘活动。考察组初步认定“老王宫”为南宋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

  2001年,海龙囤正式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年3月,为了“申遗”文本的制作,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对此前曾进行过试掘的“新王宫”龙位坪、水牢等进行了小规模清理,以获取准确的考古实测图。

  2012年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并成功列入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关考古发现为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重要考古材料佐证。

  重大考古新发现需高水平发掘

  海龙囤的传说在民间一直延续着。“近千年的时间跨度和略显单薄的文字记载无法支撑这些说法,口耳相传的方式已经把某些历史神话,谁也不能说清海龙囤的来龙去脉。”海龙囤考古队领队李飞说。

  时代的流沙和战争的侵蚀让雄壮的海龙囤或掩埋于地下,或藏身于荆棘,仅留斑驳的屯关、裸露的基石和残留的碎片可供人们拼接这段历史。

  自4月底进驻海龙囤,考古队夜以继日地开展发掘工作,获得大量发现,理清“新王宫”建筑基本格局,而环“新王宫”城墙的发现是最重要发现之一,斑驳的城墙面目全部显现,共长504米。

  “新王宫”是一组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两侧屋宇栉比鳞次的庞大建筑群,面积达1.9万平方米,布方面积约1150平方米,重点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通过实地探测,结合历史典籍,考古队知晓囤上专设杨应龙卧室,位置居后,结合平面图,“三台星”为卧房的可能性最大。而残存遗迹以石砌台基及其上的房屋基础等为主,并有大量砖块、瓦砾、脊兽和青花碎片等遗物。为确定砖、瓦来源,考古队还对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一批窑址,并对其中一座进行了清理。“新王宫”大体遵循“前朝后寝”的建筑格局。在“三台星”东侧的地方,一直被讹传是水牢,经发掘结果证明实为一通道。而民间之前关于“金银库”、“军器库”之说,经探测表明,这两处均处于宫墙外,似不太可能。

  随着考古的深入,海龙囤建筑所用的砖瓦类型、尺寸等有更深了解。新近出土的青花瓷碎片表明,“新王宫”的营造,不晚于杨升主播的宣德年间,其至少延续了150年以上的时间,而非一人一时之作。探测发现,“新王宫”由木、石、砖、瓦等混筑而成。以加工规整的大石筑成房屋的台基,或雕琢成直径达40厘米的柱础石,局部低点用石板铺彻地面,以砖砌墙或墁地,以瓦苫顶,屋檐上的莲瓦纹和脊上的瑞兽摄人心魂。而瓦体上皆饰六瓣莲花,因瓦类不同而稍有区别;“新王宫”的脊兽则是用陶土烧制。在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一些印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铭款的青花瓷器,这些都可以确定“新王宫”的使用时间范围。

  在此基础上,考古队对海龙囤周边进行考察,在“老王宫”南侧王武志家周边一带,发现数座砖窑,通过对其中一座清理发掘,其出土的砖体类型尺寸与“新王宫”出土的砖体完全相同,确认是一座明代官窑无疑。在太平附近的窑址旁,曾发现与“新王宫”所用一模一样的脊兽,可以断定囤上所用脊兽应烧制于此。李飞说,这些发现表明,海龙囤在营建之初,就充分考虑到砖瓦在内的各种建筑材料取用地,就地取材避免造成远距离运输的不便,这一发现对“新王宫”建筑结构的探索提供了重大依据。

  在海龙囤覆灭到现在400余年时间里,位于“新王宫”遗址上的海潮寺成为串联这段时空的重要依据。据文献考证,海潮寺修建于明军破囤后的万里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600-1603)。考古队通过当地村民了解到海潮寺文前原有一石碑,1976年前后,推入猪圈池中当做建材。经考古队员的几天努力,将其从粪池地挖掘出来。石碑已断作数截(尚缺右下一角),前后两面皆有字。一面为万历三十三年(1604)初秋,出仕播中的林桐凭吊海龙囤时,见其友人、攻屯时留下赫赫战功却无史志记载的副将王鸣鹤(字羽卿)题于斯的诗碑有感而作的《题王羽卿诗后》碑,另一面为弘光元年(1645),重修海潮寺时所刻的碑文。石碑的发现大致勾勒出海潮寺的历史。

  经过200多天的持续发掘,发掘出土各类文物达2000多件,目前已经修复了100多件器物。

  大遗址保护须科学规划夯实基础

  海龙囤考古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先后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国家文物保护组专家陈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博士陈畅及省内众多专家学者,不辞劳苦登上海龙囤之巅,踏勘现场,并提出宝贵意见。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一行登上海龙囤指导工作,对海龙囤考古队“把握全局、重点突破”的工作方式表示赞赏。他说,此次考古工作把握住了重点,做得也十分规范,大遗址考古工作必须先做好规划,弄清格局,再选择重点区域来做,在尽量少动土的前提下,弄清城内的道路交通、排水系统以及建筑分布规则,为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夯实基础。

  “海龙囤跟一般的衙署还不太一样,从亭台楼榭、层层叠叠的大的宫寝格局来看,不完全是一个军事城堡。”赵辉教授在省考古所所长周必素陪同下,在海龙囤考古现场时说,不能一味地为了“申遗”而考古,要把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11月9日至11日,20多个考古“大腕”云集海龙囤,许多专家不顾年高体弱,徒步由山脚沿着层层石梯和滑湿的陡坡,先后经过铜柱关、铁柱关、三十六步天梯到达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重点考察了此次发掘的“新王宫”遗址。在遗址发掘现场,对清理出的重要遗迹进行热烈讨论,考古队初步认定的厨房、厕所、房屋建筑、交通系统、排水设施和内城墙等尤其引起大家的关注。

  专家们认为,海龙囤考古发掘工作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目前的发掘初步摸清了“新王宫”建筑遗迹的分布规律,但发掘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遗址时代问题,“新王宫”与“老王宫”关系问题,“新王宫”建筑的相对早晚问题,发掘现场的保护问题等。

  “海龙囤历史上的首度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省文物局局长王红光说,一些历史谜团正逐步揭开,海龙囤的考古学话语体系正在建立,所开展的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在与媒体宣传、文化传播和大众互动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效应,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随着省文物局、省考古所工作的深入开展,海龙囤的发掘、研究、保护与利用工作持续推向深入。在听取专家宝贵意见后,近几日,考古队决定对“老王宫”进行试探性发掘,试图查清“老王宫”建设和废弃年代,寻找是否山上有早于明代的遗址,摸清海龙囤各组建筑之间的关系。在经过两天的试掘后,三处石质台阶被发现,有8级台阶,宽约3米多。早在1999年,遵义市文物部门曾在“老王宫”遗址小规模试掘。

  专家观点

  力争做成一个民族考古典范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海龙囤考古是贵州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它代表着贵州乃至中国土司制度的历史。考古工作要注重从宏观上来把握这个城,要确定内城、外城,搞一个遗址博物馆,用数字复原建筑,但是不要轻易做复建。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海龙囤的发掘牵涉到对中国土司制度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土司制度从最开始起源到改土归流时废止,少则500余年,它的存在是历史的选择。

  安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明代土司这段历史有文献记载,海龙囤的牢固发掘能解决很多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要认识到遗产在长远上能对当地经济带来效应。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近几年来,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对西南和南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关注得到了加强,土司文化有很强的地方特点,但文献记载中细节的记载不足,海龙囤的发掘将会为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提供很多物质方面的证据。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希望海龙囤考古力争做成一个民族考古典范。它对于认识周边民族,对认识中央王朝与地方关系等,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以往的考古比较重视内地,希望海龙囤发掘工作能进一步使大家重视边地考古。

  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现在考古的学者真正介入到土司领域里以后,对中国历史土司文化这一块有补充和证实,可以说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也应该有一个转折点,海龙囤应该做出一些贡献,对中国明清、元代以来中国的土司制的认识,首屈一指并具有开创性。

  罗二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目前考古学界正参与土司制度研究。考古更注重细节,文献没有更多细节参考且有主观性。因此,要充分发挥考古优势,从细微处入手,把获知信息积累起来,看是否能获得一种明代土司军事或城堡性质的总体认识。

  重大遗址考古科学规划样本

  孙华(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海龙囤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囤堡,在平时这里很可能是离院别馆,类似于避暑山庄。当然它和典型的衙署还有一些不一样,比如石构的台子,一般的衙署是没有的,它的性质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王炜林(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下一步,从大遗址考古的角度上还有探索的问题,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山城,在它的外围可能还有其他相关的遗存,也应该去关注、去探索。

  焦南峰(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从长远来说,从大遗址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城可能曾经是军事方面的遗址,但是它在历史上肯定还曾经有过别的用途。海龙囤山上的遗址说不定还有更早的,系统的解决新王宫、老王宫、海龙囤、播州城、墓葬区以至整个杨氏家族的“控制区”问题,才是一个大遗址考古宏观的做法。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者多思考如何对待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考古要用考古来说话,不要用传说的名称来说话。海龙囤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功能齐全,此次考古发掘科学严谨,用了很多新技术和方法。

  刘旭(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问题。遗产的利用是地方政府和当地老百姓更关心,但是一定要有耐心,保护是基础,不能奢望它在短时期内就会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也不能用产生多少经济效益来衡量其价值,因为海龙囤本身已经成为一张名片。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我个人认为海龙囤事实上也是一个城,尽管从现在考古发掘来看,更多的遗迹显示主要是一个衙门。考古、保护和申遗的规划需要同步进行,有机地把考古发掘和现实利用结合起来,会更科学,更合理。

  袁东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首先应该建立一个机构,比如海龙囤及杨氏土司山城体系研究中心,制定一个近期、中期、远期规划,从点、面到线开展大面积调查,弄清楚杨氏土司的防御和城市的配套体系。

  王毅(成都市博物院院长):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大遗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完全可以做成山城遗址的考古示范和西南地区、民族地区考古工作的一个示范。进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清单,一定要充分重视考古,按照世界文化遗产标准进行研究、发掘、保护和规划等。

  宋建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无论从大遗址的保护、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申遗”的过程,考古肯定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处理好保护和展示的关系,要考虑遗址公园的建设和世界遗产的申报,就要坚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一些规则和大遗址考古的一些原则。

  遗址有望冲刺世界文化遗产

  王红光(贵州省文物局局长):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龙囤一直被定义为古建筑,而不是大遗址。随着海龙囤考古工作的开展,我们对海龙囤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海龙囤作为大遗址的性质更为明显。海龙囤已经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本次申报联合湖南老司城、湖北恩施土司遗址等三处土司遗址作为南方土司遗址集体申报。无论从年代、规模、保存完整性、多样性以及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来说,海龙囤作为中国南方土司遗址的代表不言而喻,而作为贵州四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项目之一,海龙囤最有希望率先冲刺世界文化遗产。

作者: 徐正奎 本报记者 王小梅  编辑: 李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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