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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农家”华美蝶变:农村小康建设的余庆解读
2012-02-07 09:18  来源: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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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5月开始,余庆县大乌江镇小学教师田桦就有了一份义务“兼职”:上完课后,匆匆赶到位于飞龙湖畔的余庆县“四在农家”10年成果展示馆,为前来考察调研的干部群众义务讲解。

  虽然这样的讲解基本属于义务性质,但工作的强度并不轻松,短短半年,她就讲解超过了100场。

  “去年4月28日开馆,然后连续3天几乎每天接待四五拨人,都是遵义市其他县区来学习的干部职工,就算戴着‘小蜜蜂’,嗓子也讲得生疼。”田桦说。

  其实对外界这样高密度地关注余庆,田桦并不感到太意外。一个数据她早就熟知:10年来,全国各地前来考察“四在农家”创建的人已超过10万人次,除西藏外,所有省市区的考察队伍都来过余庆。

  在厚厚的留言簿上,对于“四在农家”各种角度的考察心得和认识洋洋洒洒。

  一种定论式的评价是这样的:余庆“四在农家”活动是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好载体,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好体现。

  这显然并不能完全涵盖“四在农家”的全部内涵。

  有人在留言簿上用“横看成岭侧成峰”来形容这一现象——看它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从农村经济建设的角度、村貌整治的角度、惠民政策的角度,等等。

  但是,所有的角度之中,一定应该有一个最为核心、最能反映其最大功用和引领力的切口。

美丽的黔北民居

  “10年创建,‘四在农家’留给余庆和后续推广县市的,绝不仅仅是几栋漂亮农居、几条通村公路、几座卫生厕所和几台家用电器,它所带来的执政方式及理念从全能型向公共管理型、指令型向引导型嬗变,这种社会管理创新层面的有益探索,以及对农村小康建设的解读和实践,更是它的精髓内核。”作为余庆“四在农家”创建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和实践者,余庆县委书记宋晓路在接受采访时,就给出了这样的截面。

  【政府职能公共化】

  隆冬的余庆县白坭镇满村,早已闻不到那股沁人心脾的柑橘花香气了。

  67岁的罗家坡组村民周修荣拿着剪刀,正准备去果园里给柑橘树修剪。

  这样的活,他已经干了10来年。

  2001年,正是周修荣和寨子里的几户人家,在柑橘种植致富后改厕改灶、硬化场院,拉开了“四在农家”创建的序幕。

  如今,第一代以美化居室为特点的罗家坡版本,第二、三代以改建房屋为特点的金鸡屯版本和第四代以集中创建点为特征的金橘园版本,都和谐地共生在满村。

  这是一个奇妙的对应:10年“四在农家”创建,从形式到内核,正好经历了4次跨越,“富、学、乐、美”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而在这一进程中,创建活动已经从村民自主创建过渡到了政府引导投入,补助也从4000元提升至集中创建时的1万元左右。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0年创建,余庆耗资12亿元,但政府主导投入仅仅1亿元,效应相当明显。

  “在余庆,‘四在农家’创建无论从投资主体还是受益主体,都是村民自己,政府只是从政策和产业层面进行帮扶和引导。”一位县领导如是说。

  从吃喝拉撒全管到只管公共事宜,政府执政理念创新的探索与尝试从“四在农家”创建之初就已经开始试水。

丰收的农户家小院

  从创建硬件层面看,政府就做了最为主要的三件事:一是为农民寻找拟定了烤烟、茶叶等8大致富产业;二是为集中创建点的选址提供了合理规划;三是为参与创建的村民设计了7种民居图纸。

  从创建软件层面看,政府就做了最为核心的两件事:村官海选基层民主率先尝试与全覆盖,忠心、诚心、孝心、爱心、信心“五心教育”的持续开展。

  这种执政理念尝试的结果,两个数据就说明了问题:在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徘徊在2亿元上下的大背景下,全县农民纯收入从2001年的2000元挂零增至2010年的5000多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600余元。

  而10年来,余庆获得的社会管理层面的全国性奖项就高达48项,公共管理型政府的特征异常明显。

  “余庆‘四在农家’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充分,就是因为农民自己想改变、自己能改变,政府再适时引导,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余庆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再芬说。

  想改变,无疑与长期多层面教育有关;而能改变,则是涉农产业大发展的结果。

  10年“四在农家”创建过程中,余庆共换了4位书记、县长,但每一届党政领导上来,都无一例外地将“四在农家”当成了“一号工程”,连续10年该县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四在农家”创建工作的。

  “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多聪明,而是我们觉得,任何一项决策和方针,都不能违背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真实要求,政府只是一个公共管理者,必须顺势而行。”对此,宋晓路这样解释。

  【“农村社区”城镇化】

  余庆县龙溪镇茨桑坳创建点原本是一个山坡,62栋两层的黔北民居慢慢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准集镇”。

  这里各类商店、餐馆、文体场所一应俱全,居民用的家具和电器与城市无异,而多数村民要么经商跑运输,要么经营经果林。

  陪同采访的龙溪镇副书记杨军似乎难以界定这里到底是农村还是集镇,只能用一个“农村社区”概念来描述。

  这里的62户人家,此前并非来自于一个村寨,甚至一个乡镇。

  当初准备建设这个创建点时,只要建设身份和建设能力都达到要求的村民,均可报名进驻兴建,使这里成了一个4方农民新的汇聚点。

忙着修剪葡萄枝的果农

  点上并没有传统的村或村组行政机构的存在,而是由点上居民自己选出的一个“茨桑坳自管委员会”来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自管委以下,还设置了生产发展、调解、计生、保洁等7个小组。

  同样的状态,在记者探访的金橘园、卧龙庄等创建点都存在着。

  这种“农村社区”有着几个共同特点:居民都来自于不同的乡镇村寨;管理机构都采取自治方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村组;村民谋生手段都基本脱离100%依赖土地的传统方式,商业、服务业和经营性农业成为居民的主要谋生手段。

  采访中,记者采取了杨军的说法:这种从组织形式到生活内容都有别于传统农村的“农村社区”,它的出现是“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升级之后的“副产品”。

  2006年以来,余庆“四在农家”创建活动被赋予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新载体,在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基础上,创建高品位黔北民居村寨。

  但这一规划对于农业经济占主导的余庆农村,明显是超前的。

  原因是由于民居建设花费动辄数十万元,门槛较高,很难确保原来村子里的农户全部都能按规定完成创建。

  正因为如此,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为确保集中创建点一定的居住规模,所以只要有着余庆的农民身份,均可报名参与。

  这就打破了以前以行政村、乡镇为身份标示划分人群的惯例,往往一个集中创建点中,有来至县内几个乡镇和村寨的农民。由于人群的流动及重新整合,原有传统的村委会管理单元就完全使不上劲儿了,于是带有现代气息的“农村社区”组织模式才应运而生。

  5年来,这样的集中创建点在余庆已经达到802个,涉及村民15000余户,农村人口6万余人。

  这一全新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已经打破传统的乡村区划,成为山区农业县农村城镇化的一种新的实施路径。

  2010年,余庆上报的城镇化率统计数据是46.5%,按照目前的居住状态,县城和10个乡镇所在地就聚居了近15万人——很明显,这一数据并未涵盖“农村社区”的6万余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余庆“农村社区”从表象到内核,都已经具备了作为集镇的所有特征。

  “其实在山区农业县条件下,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我们已经在创新。不一定都要将农民聚集到县城、乡镇所在地才叫城镇化,而应该依托公路沿线,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异地搬迁和集中创建,转化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近实现城镇化。”宋晓路说。

  农村城镇化全新课题实施路径的探索,余庆与时俱进的“四在农家”无疑已经率先迈出了步伐。

  【“产业富民”优先化】

  作为中央、省十一五精神文明科学发展的载体和贵州名片,余庆“富学乐美四在农家”的每一面青瓦白墙,都是党群关系的桥梁和润滑剂。

  而其基础和核心,就在一个“富”字。

  财政收入不到两个亿的极小经济总量,却能拉动农民人均收入超5000元这架大车,这既说明了余庆对农村经济的优先关注,也佐证了余庆对于城乡一体化的一贯关注。而这种关注,正是通过“四在农家”的实施得以实现的。

  余庆一直以来占GDP绝对支柱地位的8大产业,均为涉农产业。“富农”和“富财政”的优先发展点上,余庆一直选择着前者。

  从罗家坡的水果种植,到敖溪镇漫山遍野的烤烟,再到松烟镇的立体种植,余庆县用了整整10年,来破解这个“如何富农”的课题。

  现在回头去看,政府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用经济作物置换传统种植;二是用科技手段提升种植能效。

社区出钱租房,政府出钱添置乐器和演出服,没了后顾之忧,余庆县白泥镇梓桐社区民间花灯文艺队队员排练起节目来分外有劲。

  看似平淡无奇的两件事,却异常费钱费力:散居的农户点多面广,任何一种作物的推广,都需要大量的引导和说服,而为了打消农户种植顾虑的先期垫资投入、为了提升种植科技含量而进行的智力投入等,每年对于财政并不宽裕的余庆,都是伤筋动骨的大动作。

  正在龙溪镇参与刚刚启动的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的一位干部说,对比之下,搞工业单纯得太多了。

  “咱们先别说有没有钱,就给你100万元,投工业也许一天两天就可能投完了,但是要让你投在农业生产这块上,不磨掉几斤肉是整不落实的。”这位干部说。

  那么,余庆“避简就繁”的选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余庆的逻辑是,政府在发展管理中应该尽可能体现公平原则,也就是俗话常说的“先别忙肥肉上添膘”,而是“看菜吃饭”,雪中送炭。作为城乡两个迥异的发展极,显而易见,需要雪中送炭的,首推乡村。只有产业富民做到了位,才能真正藏富于民;而只有农民大范围地富裕起来了,城乡一体化才能真正告别“口号特征”。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党执政目的的问题。财政富了,最终还是要投入在人民身上,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富农和富财政是一回事,一步到位提高农民富裕程度,很自然地成为优先选择的目标。”宋晓路说。

以余庆“四在农家”为题材的电视剧《青山绿水红日子》剧照。

  余庆十二五目标也给出了工业化的大盘子,但产业触点依然没有脱开“富民情结”——在确定的工业化三个重点中,一产产业链延展被放到了最为核心的位置,其次是返乡农民工创业产业和吸引东部轻工业来料加工产业。

  很显然,余庆未来工业化的最大受益者,还是农民。

  这种坚持的结果,是余庆县域内农民与居民收入的极大缩小,城镇和乡村的界限日渐模糊。2010年的统计数据是,城乡收入比例为国内罕见的2:1。

  正是这种城乡统筹发展带来的一体化向好趋势,不但使余庆的“四在农家”创建花开在余庆、果结在余庆,而且使余庆呈现党风廉、政风清、民风淳、学风浓、行风好、作风实的和谐发展局面。

  去年4月,在余庆“四在农家”10周年研讨会上,与会的省、市各级领导对余庆10年坚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理论梳理。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余庆“四在农家”为西部内陆农业县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探索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留下了成功的先验性经验。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和接轨城乡一体化,成为了余庆“四在农家”未来深化和发展的新方向。

作者: 本报记者 欧阳海南 图 贺春雨  编辑: -陈冠霖-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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